在乔纳森·弗兰岑（Jonathan Franzen）2001年出版的小说《纠正（The Corrections）》中，男主角奇普·兰伯特（Chip Lambert）清空自己的藏书还债。他出售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全集，当然还有“他的女权主义、形式主义、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弗洛伊德理论和酷儿理论”，只是为了筹钱取悦自己的新女友。

尽管将法兰克福学派的藏书散掉是很痛苦的一门生意，“他没有直视那些仿佛在谴责他的书脊，他记得在书店里，这些书是如何对后资本主义社会发出激进批评。但是尤尔根·哈贝马斯没有茱莉亚那样修长且凉凉的双臂，西奥多·阿多诺也没有茱莉亚那葡萄般清新地令人浮想联翩的身体，弗莱德·詹明信可没有茱莉亚艺术的口吻”。

法兰克福学派似乎和弗兰岑在新千禧年的英雄毫不相关。这一学派源自德裔犹太人在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冷战期间成立的组织，其中大多数已经去世。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评，由瓦尔特·本雅明、马克思·霍克海默、阿多诺、赫伯特·马尔库塞，艾瑞克·弗洛姆和其他看似过时但未成熟的学者共同发展起来。

作为一位专攻都铎王朝戏剧里性功能障碍现象的讲师，兰伯特不得不接受了价值四千美金的图书馆最后只能以65美金的价钱贱卖的现实。他在一家叫做“消费噩梦”的高档商场中以78.4美金的价格购买了一条“挪威垂钓的野生三文鱼”。那时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弗兰岑似乎在暗示，消费主义是如此无耻，因此对高档杂货店来说，去轻轻嘲笑一下资本主义对其点名的批评，其实是一件明智的好事。

这十年也是法兰克福学派噩梦成真的时刻。正如撒切尔夫人预言的那样，别无选择。对于资本主义、马尔库塞口中的“单向度社会”、自由民主，统统没有替代。

在解释这一问题上，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弗兰西斯·福山决定擦去一个问号。在1989年的时候，他发表了《历史的终结？（The End of  History?）》一文，称在自由民主之外不会再有新的阶段，因为只有自由民主才是保证个体最大程度实现自我的制度设置。三年后，福山出版了《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Last Man）》一书，他之前打出的问号已消失不见。他可能在自己后意识形态的论文中夹带了新保守主义的私货，但是福山称，东西方间的意识形态战争已经结束，而西方自由民主已经胜利，这一点无可争辩。

而最后剩下的似乎只有听起来很无聊的永恒：“历史的终结将是一段悲伤的日子”，福山如是写道。“自我实现的挣扎，奉献终身只为实现一个抽象目标的意愿，被称作无畏的世界范围的意识形态斗争，勇气、想象力和理想主义都将被经济计算和对精致消费需求的满足所替代”。或许福山嘲笑的无聊前景将重启历史。

弗兰岑笔下的英雄兰伯特，也是无聊时代的人，他“不再期待生活在一个不一样的世界，他只想在现在这个世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但伯特追求的尊严只是肮脏的那一种。的确，如果尊严就是高额的银行存款和被晚期资本主义幻觉所吸引，那值得我们追求么？兰伯特的尊严看起是有意的自我选择；但是，可能正如法兰克福学派最伟大思想家之一的阿多诺在《最小的道德：破碎生活之反思（Minima Moralia: Reflections from Damaged Life）》中所说，“为了成功地适应心灵不可避免的平和性实践框架，诊断健康的病症之唯一方式，就是通过他们的理性存在和可能被指定历程之间的不对称性”。

但是，福山假设会无限存在的时代却迎来了中介，不是由于对恒久无聊前景的厌倦，也不是只能靠购物选择来表现的个人尊严，而是由于老牌资本主义危机。

“现在怎么了？”法国毛主义哲学家阿兰·巴迪欧在2012年的新书《历史的重生》中提问。“无论如何都将继续的疲倦世界的连续性？世界的良性危机，被其自身的胜利扩展所攻击？世界的终结？还是另一个世界的到来？”巴迪欧的写作主题是2008年以来全球金融危机的意外后果，尤其是占领华尔街和叙利亚问题。他或许还加上了美国未能成功使阿富汗和伊拉克“民主化”，以及拉美玻利维亚的社会主义复兴。通过这些运动，人们追求着在新自由资本主义中无法获得的东西——承认，或者说是兰伯特称作“尊严”的东西。

因此有了占领华尔街的运动家和人类学家大卫·盖瑞博所设计的口号：“我们是那99%”。从而占领华尔街也是“一次后科层社会的实验”，他们想要在现在的体系中多传达一些无政府主义，现在的系统表面上提升了人们将自我行动看做是一种个人自治的普适性尊严型表达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却恰恰相反。“我们想证明的是，我们可以完成那些社会服务提供者所能做到的所有事，而且不需要无穷的官僚风气”，盖瑞博告诉我说。由于系统拒绝承认个体，于是祖科蒂公园中的无政府主义者们发现，他们在自组织中获得了一种团结的感觉。

美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弗瑞德里克·詹明信在2009年的新书《辩证法的效价》中称，历史持续的忧虑进入人们的生活中时，是通过对于具体一代人的归属感实现的：“代际性的经验是对一种对当下产生的特殊集体感知：这标志着个人存在的现在扩大到了集体和历史的进程中”。在此，詹姆森显露出法兰克福学派最卓越的思想成果之一。本雅明梦想着探索历史的连续性，而詹明信对于经验的描述就是本雅明成真的梦想。本雅明将同质而空洞的时间和不断前进的资本主义和实证主义联系起来，然后时间停住了，尽管很短暂，但是很快就被实验性更丰富的替代概念非线性时间所取代。至少这是詹姆森从占领华尔街的人们身上学到的一课。

在巴迪欧笔下书写的重生的历史，马克思主义也再次登场。正如法兰克福学派风格的批判理论一样。或许如果兰伯特一直坚持保留自己的图书馆到2010年，那么他至少能换来两条三文鱼。但是，对书籍的渴求其实批评了资本主义的继续。

消费的噩梦就像是，在泰特当代美术馆的礼品店，很大一部分是批判理论。在这里，法兰克福学派不再是一个术语而已——批判理论中包含各种兰伯特图书馆中的图书。批判理论书籍也小规模的流行起来，图像导读、词典、人物传记纷纷出现，这些都是全球资本主义危机的后果之一，也是在批判社会学在法兰克福学派思想遗产上的一次自我更新。

如今的世界十分荒谬。“每个火车车厢里的人都盯着一个发光的小设备，这简直就是当下地狱世界的低劣表现”，图书《追求真实：如何看穿现代生活的宣传、粉饰和谎言（Get Real: How to See Through the Hype, Spin and Lies of Modern Life）》的作者爱莲·格莱塞说道，“在我看来，技术伴随着资本主义的助力，加速了文化和环境的灭亡。数字消费主义使如此消极，甚至无法反抗，更无法拯救世界”。

如果阿多诺还在世，他或许会说，文化的灭亡已经发生了，只是我们实在不够具有批判性眼光，因此无法发现。他的担忧与恐惧已经成真了。“流行文化的霸权已经占领了我们的生活，统治着媒体并生产着经济领域的大亨”，纽约客评论员艾利克斯·罗斯写道，“他们全部时间都是生活在一个巨大的幻域之中，但是却藏在一个平常的正面背后，在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吃着披萨，在贵宾包厢中为球队加油。歌剧，舞蹈，诗歌和文学小说如今还属于‘精英主义’的，尽管世界真实的力量对这些领域没有大的用处。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的艺术遗产成为一个赝品：流行文化才是执政党”。

法兰克福学派的领军人物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生前没有社交媒体资料，但是他们预见到了互联网能够提供什么，在他们的眼中文化产业允许的“自由选择永远都是同样的”。“文化看起来比以往更加单一，几大巨头公司，谷歌、苹果、脸书和亚马逊，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垄断”，罗斯说，“互联网的言辞变得更加紧缩，更多牵制”。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抹去，作为《卫报》的艺术编辑，我撰稿写了定制文化的危险之处。定制文化是通过剪裁文化产品，使其符合你的口味，就是那种“如果你喜欢那个，你一定喜欢这个”的东西。我那时想着，比起取悦你的品味，难道艺术的意义不是在于打断一个人品味的连续性么？BBC第一位台长约翰·瑞斯曾说道，好的广播节目为人们提供了他们不知道的事情。当我的文章完成后，我的部分同事说：定制为何为什么那么糟糕了？我们得到了更多自己喜爱的东西难道不是一件好事么？但是，我只能叹气，好的广播节目和了不起的艺术都是提供了一种意想不到的惊喜，可以扩展你的视野，而不是将你困在无限的反馈循环之中。

现在我意识到，如今也没大变化的定制文化，无非是七十年前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经典著作《启蒙辩证法（Dialect of Enlightenment）》中批判对象的变种而已。二人的论点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鼓吹的自由选择其实都是虚幻，我们能够自由选择的，不仅都是一样的东西，而且，个人的个性已经被一种错误意识所腐蚀，我们错误地认为已经没有事情值得命名了。“个性”，他们写道，“很难再表达除了闪亮的白牙、体味的自由和情绪之外的东西”。人类被转换成为一种可欲的、可交换的商品，我们剩下的选择就是知道自己正在被操控，“在文化产业中，广告的胜利就是消费者感到购买和使用的冲动，即使他们不需要这些产品”。法兰克福学派和我们的生活相关，因为这些关于社会的批判在今天看来，比其这个时代的现象更加真实。

斯图尔特·杰夫瑞，新作《大饭店深渊：法兰克福学派生平（Grand Hotel Abyss: The Lives of the Frankfurt School）》本月出版。届时将于九月二十七日在伦敦评论书店对话《存在主义茶座（Existentialist Cafe）》作者莎拉·贝克维尔。

（翻译：李睿一）